故谓宋儒残刻，以意见为理，而以理杀人者，其误显然有二：一则不明宋儒之时代背景，且亦未考其致力之成效。
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儒家理想和谐社会的蓝图。
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这样才可以成为合格的人。这就要求修身，以求得一安身立命处。意思是说，不修养道德，不讲求学问，听到合乎正义的话不能去身体力行（实践），犯了错误而不能改正，是孔子最大的忧虑。
社会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养是以符合不符合道为标准，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讲学同样不容易，它要求人们天天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样才可以负起增进社会福祉的责任。对于新四书的内涵特征及学术史意义，刘增光的评语颇具代表性：其提出的‘新四书也正是理性平实的‘新四书。
章太炎对儒学的上述看法一直贯穿至其晚年。希腊、印度，均以‘地‘水‘火‘风为万物之原素，首即偏重物质，由此演进，为论理学、哲学、科学。所以，在章太炎看来，不谈鬼神、不立宗教而专务人事，正是中国文化胜于西方文化之处。宗旨已尽于此，绝不如宗教家之专言‘天道、‘上帝，科学家之专言‘物理、‘化学也。
故孔子非宗教家，《论语》也不是一部宗教之圣经。一国中但有一二人尚气节，于政治何裨乎。
‘孝为人类天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极有证据。新文化人在对传统伦理道德做出否定之后，又主张以科学为依据来建立新道德，实际上却成为很多人道德堕落的借口，如打着自由恋爱的名义抛妻弃子、打着世界主义的名义卖国求荣等等，章太炎即发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对此批判道：近人谓‘道德由于科学，与晦庵穷知事物之理而后能正心诚意者何异？必谓致知格物，然后方可诚意正心，则势必反诸禽兽而后已。战而有败，败而死，亦足赎往日罪状矣。而在儒家诸多德目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孝德，但非孝却是新文化人反传统的核心主张，他们认为孝道伦理文化压制个人，并阻碍公民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养成。
《孝经》所言之孝是人所有感情、道德的起点，通过推己及人，孝能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个人的国家观念与爱国感情便由此生发。在他看来，民族的历史构成了民族性的主要来源，一个民族一旦失去其历史记忆，民族自身就会很快消亡：以冠带之民，拨弃雅素，举文史学术之章章者，悉委而从他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楞伽》《般若》多说到字平等性、语平等性。章太炎指出，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时期的历代圣王皆以人事为务，孔子儒学以修己治人为宗旨，即是继承了历代先王修己以安百姓这一专务人事的精神传统，由此奠定了中华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在章太炎看来，新文化人道德由于科学与朱熹穷知事物之理而后能正心诚意的逻辑一致，皆是以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来规范人的内在道德，由此造成了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压制。中国与希腊、印度同为世界古文明发源地，但三种文明在发源时就表现出进路的明显不同，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
有奉孔子为宗教家而与西洋宗教家并称者，实属荒谬。此事于人情厚薄，至有关系，中华之异于他族，亦即在此。
新文化人普遍信奉源自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文明等级论，将中西文化之别视为人类社会古今文化之别，即在其所预设的线性进化链条上，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古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已经过去的、落后的，甚至是野蛮的吃人文化，与之相比，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则是文明的、进步的，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现在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侵略正是源于自身文化的落后。然韩林儿辈，并不读书，尚能恢复一部分故业。而章太炎晚年所处的1930年代的中国，正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浪潮，已逐渐从高校教育界扩展至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传统道德遭受严重冲击，正逐渐被西方现代文化所取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断丧失。而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一直在中国百姓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由孔子顺应百姓意志而创立的。所以，面对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全体中国人都应敦尚气节，为不做亡国奴而奋起反抗。……文明野蛮的见解，既先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
西方进化论、文明论即属于文明野蛮的见解，西方正是借助此类名言来对西方之外的他者进行压制的。余固致命于国粹者，……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
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
而民族危机即指日本在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而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此却采取退让、畏战的态度，致使全国抗日士气受挫，日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一、确立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儒家修己治人之学 作为古文经学殿军及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要奠基者，章太炎尤为重视历史的价值，他在居日宣传排满革命时曾提出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口号，其所言国粹即是历史：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正是因为具备了以上三种面向，决定了儒学复兴的到来，决定了儒学在今天的中国能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其积极价值。孔子所自议者，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今日国难当前，尊重孔子，犹为当务之急。
明末满人攘我神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独能恢复我固有之国土。章太炎晚年四处讲学，提倡尊孔读经、读史，即其为挽救1930年代现代中国双重危机而做出的回应。
谓孔门弟子求学，求来求去，才知孝弟为仁之本。进入专题： 儒家 儒学 章太炎 。
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敻绝千古。何者？如云人与兽均为哺乳动物，依此而为穷知事物之理然后正心诚意，则人之行当反于兽之行，非驱圆颅方趾之类，入于獉獉狉狉乎？阳明诋晦庵为洪水猛兽，实则晦庵但知力学服官，并未真实用功于穷知事物之理。
章太炎晚年中外文化比较论所批驳的另一对象则是新文化人的中西文化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但对内无能，对外又十分怯懦，面对日本的步步侵华却采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这在章太炎看来亦是因其上下全无道德人格的结果：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章太炎所言道德人格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民族气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畏战怯死正是其缺乏民族气节而导致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即为人类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章太炎晚年对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阐发即遵循了这一基本的历史规律。
治人之道主要是指史籍中的典章制度，其需要随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进行斟酌损益，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今人或言专尚气节，亦不足为国。
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其新经学的意义，正在于揭示了儒学的教化精神，而且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教化精神，章太炎厌恶玄虚神秘，排斥形而上义理解释，其根本原因即在此。
如上所示，章太炎通过中外文化与中外文明的比较再次确认：正是儒家之修己治人之学奠定了中华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并构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内容。一是现实的面向，儒学的以人为本是以伦理为本位，即以现实存在的群体的人为价值主体，以人和人的现实关系为价值主体。
